1900年，当八国联军的野蛮铁蹄正在华北大地上肆意践踏并进逼北京的时候，彼得堡的皇宫里，沙皇做起吞并中国东北三省的美梦来。
7月，沙俄调集了12个军17万人，由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、陆军大臣库罗特全为参谋长，拖着340门大炮，兵分五路，于1900年7月开始，对中国东北地区悍然发起大规模进攻。
沙俄在大举侵犯东北的过程中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。残暴的沙俄军人见到中国人就杀。根据当时记载，中国老百姓被杀十万余人。
沙俄军队迅速向东北内地推进，到10月间已经控制了整条东北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。瑷珲、齐齐哈尔、宁古塔、长春、营口、牛庄、安东、锦州、奉天等主要城市已相继被俄军占领。
此时，正在流亡途中的慈禧和光绪一面颁布向八国联军乞怜的“罪己诏”，一面谕令庆亲王和两广总督李鸿章全权谋求与八国联军议和。他们提出了一个让后世的所有中国人都难以泰然面对的屈辱口号：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。”
9月18日，李鸿章抵达塘沽，在俄国军舰的护卫下进入天津。俄国军队于10月5日将他护送到了北京。
俄国人为了攫取他们趁火打劫强占的东三省，竭力摆出一副公允的姿态讨好清政府。李鸿章居然被俄国人骗得认贼作父，感激涕零，并立即发电给正在流亡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：俄国人已答应居间调停，并保证太后和皇帝的安全，请速回议和为要。
1900年10月，清政府命令黑龙江将军绰哈布和盛京将军增祺、吉林将军长顺，在东北地方与俄军统帅交涉，分别接收东三省。增祺授以道员周冕全权，赴俄营商议。
擅权妄为的周冕赴俄营之后，完全被俄军胁迫和控制。
11月16日俄方迫使周冕擅自在事先拟订的《奉天交地暂且章程》上签字之后，逼迫增祺画押。
“暂约”内容共九条，要害是俄国在奉天设总管一员，盛京将军要办的事必须经俄国总管的同意，盛京将军辖区内的清军一律解散。所以，“暂约”名义上交还东三省，恢复盛京将军的称号，实质上是将盛京将军置于俄国总管及其军事、政治力量的控制之下，成为沙俄手掌上的傀儡，而俄国却借此避开了各国的谴责。“暂约”不过是一个将东三省割让于俄国的重大卖国条约。
增祺与沙俄签订“暂约”消息传出，朝野震惊，国内外舆论大哗。国人强烈反对，列强极为不满。清朝政府只得通电指责增祺与俄国擅订“暂约”，应立即革职查办。
1901年1月1日，流亡在西安的清朝政府决定，将与沙俄交涉索还东三省的权力集中，正式交付给户部左侍郎杨儒，统一在俄国进行办理。
1901年1月4日，杨儒带翻译陆征祥，前往俄国财政部，会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。当杨儒问到交收东三省之事时，维特假惺惺表示不要中国寸土，同时却辩称清政府还没完全安定，俄军不能从东三省撤退，拒绝了杨儒提出俄国从东三省撤军的要求。
1月8日，杨儒在西方报端见到披露出来的“暂约”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急忙约见维特，探询和证实“暂约”。
这次维特倒十分爽快，立即承认确有此事。杨儒情知“暂约”所订各款丧权辱国，当即表示强烈反对。认为所列各款决不会是清政府的本意。维特见杨儒不承认“暂约”，便凶相毕露地以武力相威胁。
杨儒也不示弱地表示，清政府已做好准备，将给挑衅的人以迎头痛击。这次会晤不欢而散。
1月19日，沙俄外交大臣拉姆由黑海返回彼得堡，杨儒即前去会晤。
杨儒深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，备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。但杨儒却要挺起中国人的脊梁，痛斥沙俄言而无信，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它所称保全中国主权的承诺，表面上交还东三省，实际上却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。他正式向俄方声明：“暂约”系一已革职的官员订立，政府全不知情，实属擅行妄订，不能作数。
会晤中，杨儒探明了废止“暂约”的关键，取决于俄权倾一时的宠臣维特的态度。
1月23日杨儒再次约见维特，交涉废止“暂约”问题。维特则十分蛮横地坚持中国政府必须先批准暂约，然后再商议签订正式条约。经过杨儒坚持不懈的抗争，终于迫使维特做出让步，应允了废止“暂约”。
杨儒在21天内，先后八次分别约见维特、拉姆，口争舌辩，百般交涉，终于迫使俄方应允废止“暂约”。然而，开议正约的前途仍难预料。
2月9日，杨儒如约前往俄外交部，与拉姆会谈，商订有关正式谈判开始日期、条款内容及约稿文本等问题。杨儒再次声明了原则立场，即所订条约各款不得有损清政府兵权、利权、吏治之权。拉姆则含糊其辞，企图蒙混过关。
2月16日，杨儒拿到了俄方草拟的约稿。他一面仔细研究约稿内容，一面将约稿发回国内，指出该约稿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极多，请求政府给予指示。另一方面，杨儒又赴俄国外交部，约见拉姆，对约稿进行了批驳。
2月23日，杨儒会晤维特，探询这位俄廷宠臣对商改约稿的态度。维特则以出兵满洲威胁杨儒尽快签约，见杨儒不为所动，又以断绝外交关系相恐吓道：“贵国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，或即刻签约，或者与俄国决裂，以至兵戎相见。”通过这次会晤，杨儒从维特的强硬态度洞悉了俄国对中国东三省贼心不死。
3月12日，应俄方的召见，杨儒如期赴俄外交部会晤拉姆。在这次会晤中，俄方向杨儒呈递了最后约稿及限15日签字的最后通牒。
俄方出具的最后约稿，共十一条，虽在一些条款上稍作修改和让步，但仍试图控制中国东北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大权。
杨儒在接到最后约稿的次日，致电清朝政府和李鸿章，乞速请旨裁夺示遵。
李鸿章对这个不准更改一字的约稿，认为：再稍作推敲，即可定议。张之洞、刘坤一等督抚大员，以及英、美等国竭力阻止签约。
清朝政府面对两难选择，拒签恐激俄怒，签约又恐各国效尤，不能果断决策，一切措置，都不得要领。
各方态度不一，杨儒陷于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。在此期间，杨儒屡次约见俄国外交部，均以无暇辞绝，所送去的约稿商量改动之处，仍原封送回，不收不阅。杨儒日夜焦虑，心急如焚，竟于3月22日由俄外交部返回寓所途中，落马跌伤左腿。同日，李鸿章一份电报，把皮球踢给了杨儒：“尊处明告英及各国驻使，势处万难，不能不允，一面即酌量画押，勿误。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杨儒抱定宗旨：没有明令，决不签字。
3月25日，拉姆再次约见杨儒，此时俄方的最后期限日渐临近，中俄关系也日趋紧张。拉姆威胁说：“明日已到限期，我将去拜见沙皇陛下，如果杨先生再不签约，后果将难以预测。”杨儒不畏强权，严辞拒绝。
谈判结束后，杨儒离开俄国外交部，回到清政府使馆。时逢天寒地冻，下车时不慎滑跌倒地，即不省人事，从此一病不起。
这次会晤，便成为杨儒与拉姆的最后一次交涉谈判。
3月26日，杨儒在病中收到由盛宣怀转发来的拒绝签字画押的政府决定。
清政府最终拒绝与沙俄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，使病中的杨儒感到一丝安慰，也不枉他在外交谈判中的抗争了。1902年2月20日，杨儒病逝于清政府驻沙俄大使馆。
这年3月，中俄重新开始了归还东三省的谈判，签定了《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》。这个条约对中国主权仍有许多侵犯。即使这样，沙俄也没有完全遵守执行，最终与日本瓜分了在东三省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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